昨天，邮箱中收到两封短信。

一封来自一位在学术上给过我支持的朋友。他写到：“这两天把你给我的《考察报告》仔细阅读完毕。《越洋对话》正在阅读。有同感，有收获，有启发。总之，佩服老兄，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与音乐教育事业融合在一起了。因之，读着你的著作，最大的感受是：不是单纯‘写’出来的，而是‘用心写’出来的。向老兄学习、致敬。我们教育界、音乐教育界缺少你这样的人。继续前行！”

另一封则来自一位不曾谋面的、我以前给过她微不足道帮助的老师，她的信更短些，只有这样两句话：“大恩不言谢，我将努力学习、工作，以良好的成绩为老师争光！据我所知，您的声誉在音乐教育界有口皆碑，为全国的音乐教师们所敬佩！”

夸张、夸张、太夸张，我了解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哪有这么地高尚和有品位！但我没有这么回复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在鞭策我、激励我。我感激他们。我对第一个朋友说：“谢谢老兄鼓励，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我对第二位老师说：“我只是以诚相待每个人，特别是对基层的音乐老师，我是由衷地敬重他们。”

两封信中，引发我思考的，莫过于朋友那句“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与音乐教育事业融合在一起了”。是的，或许我这一生注定与音乐教育紧紧相连。

儿时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没读什么书，演出倒不少，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仅活跃在学校的舞台，更是经常到工地上慰问演出。我演过湘剧《园丁之歌》，也演过《沙家浜》《红灯记》等京剧选段，还演过老师自编自导的花鼓戏。记得在某一个剧目中，我扮演一个老头，大家看过后，都说我演得活像我父亲，这好像是我所听到的最高评价了。13岁那年，通过层层选拔，我进入了地区文工团小演员班学习一年，那是初二的时候，所以，我的初中实际上只读了一年，文化基础之薄弱可想而知。高中两年里正逢国家恢复高考，党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艺术给科学让路，较此前，自然我们文艺演出的机会很少了。读师范，艺术的特长又有了施展的空间，我毫无悬念地担任了没有一个女生的“纯男”班的文艺委员，后来好像还做了学校的文艺部长吧，组织文艺活动和自己演出的机会又多了起来。师范的最后半年，我在县里最好的小学实习，教音乐课，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当音乐教师的滋味。师范毕业后，我先后在多所乡镇中小学任教音乐课，也间或着教点英语，但我给自己的定位怎么都是一个音乐老师，因为，对我来说，做音乐老师底气更足，也充满快乐。乡镇中小学条件不好，除了风琴外，别的就没有了，于是我自己买了收录机，也买了二胡和手风琴，当然都是业余水平。课堂上教了许多自己写的歌，可能是自己的东西教得更用心，感觉孩子们还蛮喜欢我的歌。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上音乐课，也没有什么理念不理念，让学生喜欢就是硬道理。

后来，自己不安分了，欲从山沟沟里爬出来，而考研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我并不具备考研的条件，但有梦想比有条件更重要。上研究生，虽然不再是音乐老师了，但这份情感没有丢。两个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把艺术教育、音乐教育作为了自己的主攻方向。感谢恩师让我夯实了理论基础，感谢教育部的领导，给了我接触艺术教育实践的机会。博士毕业之后，阴差阳错地又从事了三年的音乐教育刊物的编辑工作，那也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在那里，通过我的文章，也通过开办论文辅导班，我结交了许多不曾谋面的音乐教师朋友。2000年，在我离开音乐教师岗位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又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只不过是到了大学，更多地是做起了为中小学音乐教师服务的工作。我写写书，写点文章，做点讲座，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老师们分享我对音乐教育的一些感悟。我还带带研究生，教他们做诚实的人，做有本事的人，教他们热爱音乐教育，特别是要尊重中小学音乐教师。我的学生都很棒，我以他们为荣。又一个三年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到出版社工作，这是一个待遇不错，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且让人感觉很温暖的小集体，我和同事们相处很融洽。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时常处于矛盾、焦虑的状态。原因我很清楚，虽然还是带着学生，但明显感觉离音乐教育越来越远，越来越生疏。为此，我提出过辞呈，但未获批准。就在这个时候，我获得了赴美国访学的机会。

这个机会来得太是时候了，我可以真正潜心投入到音乐教育的怀抱。我利用着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学习、考察和写作。这一年里，写了几本书，也写了一些文章，写作的过程是辛苦而快乐的。下面这句话说出来似乎是在自我标榜，但我说的是真话：我主要不是为了出成果而写作，而首先是为了让更多没有机会出去的音乐教师和音乐教育同行们通过我写的东西，初步了解外面的世界。因此，那些东西，的确是我“用心写”出来的，隐隐约约的一份责任感在驱使着我的行为。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决定要为灾区的音乐教育做点实事，也决定无偿地为我们的音乐教师和学生汇报讲座。

是的，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的生命开始融入到音乐教育之中，我需要延续良好的状态，需要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出处，在那里，我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我所热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