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的孔子

林林

中国人对孔子的感情是复杂的。

    孔子并未有完整的思想或宗教体系，他的巨大动力来自于对国家政局腐败的不满，并试图通过兴盛周礼来营造一个乌托邦。他的这种宏大的礼仪在当今产生了巨大的争论，在当时却行之有效。中国历来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国力强盛，外族构不成威胁，对内则在生产技术尚未更新的状况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人民丰衣足食，不生动乱是首要之务。儒家学说的效果是世人顺从和无争的处世态度，在要求社会和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古代，孔子理所当然地成了君王们利用的工具，肯定并实际上维护了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制度。儒学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社会，避免了社会底层的动荡和骚乱，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当然，儒学在古代也受过两次相当大的冲击，一次是焚书坑儒，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但中国文化根基和社会意识形态并未发生改变，所以两千多年孔圣人始终屹立不倒，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

    到了近代，世界政局风起云涌，技术改革日新月异，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打击。儒学已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发展。顺从、臣服的背后是创新能力的丧失，及对侵略势力懦弱的默认。当时的中国若是不发展，就会灭亡。在此危机之际，开始有人提倡西化，无奈传统的禁锢太强大，孔子没那么容易被打下来。直到新政权完全不需要儒家思想来撑腰，甚至视其为阻碍事，五四运动爆发了，儒家文化的根被真正地拔动了，孔子全面地丧失人心和自信心。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孔子原来是个可怜的老头，是个拖后腿的家伙。“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孔老二”等等，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根都毁了，使其威望丧尽，变成封建落后思想的代名词，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是必然的，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拿什么当牺牲品，儒学和宗教当然是最大的靶子。

    当一种思想不能为社会进步服务时，及时取代它是正确的，但存在度的问题，更存在要用别的东西来替换的问题。民众的文化思想根基被拔掉以后，再复原是不可能的了，这时候用科学主义来填补空缺是有后遗症的。

    当代，“信仰危机”被严肃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民众普遍缺乏精神支柱和寄托，导致普遍匮乏道义感、包容心、忧患意识和奉献精神，进而有可能造成社会之动荡。科学并不足以成为一种信仰，法制毕竟不可能代替道德生活。这一切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重新搬出孔老圣人，希望他还能起点什么作用，还能稳定一下狂躁的人心。各地祭祀活动死灰复燃，《论语》节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生课本上，儒学研究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惜如今的学生早已不是过去的学子，因为如今的社会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大一统社会。各类文化、学说、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人们，我们迎来的是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颠覆传统和完整叙事，这进一步破坏了儒家学说滋长的土壤。英雄和形而上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所关注的是个体及之间的差异。所以，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孔子”之类的文章。他们或许还原了孔子的真面目，或许只是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他究竟是一个言不由衷的君子，还是个淡漠名利的圣人；是官场失意的可怜人，还是浪迹江湖、饱经风霜的政客；是需要不停搀扶的老人，还是毫无瑕疵的神明？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现在讨论的只能是个现象，而不是一个真人。

    顺着你继我往，与时俱进的风潮，孔子又成了反贪、环保、反全球化的代言人，终是知道他也是个可怜之人，是现实需求的某种精神傀儡，注定要被改变已适应时局。

     二零零六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