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美国开放的社会培养了美国民众博爱的情怀，还是美国民众包容的胸襟造就了美国相对开明的社会？如果非要我作出一个选择，我情愿选择后者。
“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希望你的家人能克服你的作为带给他们的痛苦。希望你对其他那么多人的生活造成的破坏尽快复原，而这类事也不再重演。希望许多人心中对你的怨恨化为宽恕。大卫。”……
4月16日，震惊世界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中，凶手赵承熙杀害了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32名学生，后自杀身亡。4月21日，美国民众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操场上，纪念包括凶手赵承熙在内的33个遇难者时，给凶手赵承熙写下了以上的祈祷话语。
美国民众认为，虽然凶手犯下了残忍的罪行，但学校和社会此前没能对精神有问题的他提供适当的治疗和心理咨询，人们对此感到遗憾，这样做同时也是为了安慰失去他的家人。
无独有偶，1991年中国留学生“卢刚事件”发生后，[卢刚事件，是指1991年11月1日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射杀数人 (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另一位中国留学生, 他的系主任.....)的枪击事件]. 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中追忆了安妮·克黎利女士的成就，并以宽容的态度希望能分担彼此的哀伤。美国人的宽容曾经感动了很多中国人。美国人宽容的情怀有其社会传统，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则是对生命的无限敬畏和怜悯，表现在社会上则是政治的开明和思想的自由。
而这些，都是国人所欠缺的，记得案件发生时，中国的网络上的很多讨论都充斥着狭隘的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他们不是麻木不仁，就是人幸灾乐祸，有的甚至说“为什么才杀了32个？” 在他们的言语中我看不到半点对生命的怜悯与敬畏，他们始终没有站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生命的可贵，丝毫没有表现出对生命应有的尊重。有的只是对“异族”的敌视和愤慨。对此，我曾经做过一个最坏的假设，假如一个美国学生在中国或者韩国枪杀了32个学生，他将会受到这样的对待？还有，在马加爵案件和邱兴华案件中，同样是凶手，但他们却没有得到中国人的宽容，更不用说虔诚的祈祷了，甚至连精神病鉴定的正常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使亚裔人大为尴尬，而美国人的宽容则努力化解这种尴尬。笔者不禁深深佩服美国民众敢于原谅的勇气，一个民族的理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我看来，宽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成熟民族所必备的基本品格。一个成熟的民族，不会把“个案”上升到民族主义，不会把“个案”看是国家耻辱，不会借“个案”来煽动国家仇恨，更不会 把“个案”无限延伸，借题发挥。而是对自己工作的疏忽进行反省，对自己的失职进行谴责和追究，并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避免悲剧的再次重演。
斯宾诺沙说：“人心不是靠武力征服的，而是靠爱和宽容大度征服”，雨果说：“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而我以为，宽容的最高境界是对是生命的怜悯和敬畏，无论他是被害者，还是凶手。也许，正是这种“宽容”的情怀，才成就了今日美国的民族理性，成就了美国包容开放的社会，成就了美国今天的成就。
三年前云南大学的那一场血案，让马加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马加爵的生命止于2004年6月17日。那年4月下旬，昆明庭审完结后，马家人回到了广西，至今马家人也没有去昆明领取马加爵的骨灰，“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加爵的父亲说。
马家所在地的村主任马建伦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20日中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举行的遇难者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其中包括32名遇难者和自杀的枪手赵承熙。33块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被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的草坪上，其中一块悼念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旁边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这两起事件有太多的相似性，同样发生在校园中，同样让同学失去生命。不同的是，两个校园杀手，死后遭遇却截然不同。
赵承熙和马家爵的行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如此凶残的原因却是长久以来的心理扭曲，周围的人都早已察觉他们的“不正常”，但大家都漠然置之，最终导致他们走上极端。
悲剧发生之后，美国人的态度是宽恕凶手，并自我反思，他们对凶手的生命也予以了极大的尊重。
再来看看马加爵，他家人“让一切都过去吧”的决定，实是出于“怕被人指脊梁骨”的无奈，是怕“让全家背上恶名”的畏惧，这绝非是马家人的胆小怕事，他们的无奈和畏惧是因为巨大的社会压力。
马加爵的父母也与赵承熙的父母一样，他们都试图替儿子恕罪，不同的是赵承熙的父亲选择自杀，而马加爵的父母选择活下来向死者家属跪地忏悔。虽说孩子的过错父母有责任，难道社会就没有责任？为什么美国人懂得反思、懂得宽恕，中国人就不懂呢？我们固然可以将国人的行为理解为对血腥的痛恨，但这也表现出国人对生命的冷漠，在这种冷漠面前，马家人不敢领骨灰就不足为奇了。（万维读者网, 联合早报）
